1961年9月15日下午，邵希彦驾驶安-2飞机在山东胶县执行农田喷洒任务，副驾驶高知学坐在旁边。按照预定计划，任务完成后应返回基地，但未料这次飞行却成了新中国空军首次驾机叛逃的事件。安-2飞机虽然不是战斗机，主要用于农业喷洒，但因其灵活性和较低的速度，使得邵希彦选择它作为逃跑的工具，增加了被发现和拦截的难度。

大约在中午12时25分，喷洒任务完成后，邵希彦并没有按规定返航，而是继续低飞向东。当飞机接近海岸时，高知学意识到异常，质问邵希彦要去何处。此时，飞机已贴近海面，邵希彦巧妙利用低飞躲避雷达，很快越过海域飞往韩国。由于长时间未归，地面开始怀疑可能是天气问题或故障，直到消息从韩国传来，事情才逐渐明朗。

飞机在韩国济州岛迫降后，两人希望前往台湾。因当时中国和韩国未建交，台湾当局迅速得知并视此为宣传机会，派专机接应，并安排战斗机护航。二人在台湾受到热情接待，台湾当局将二人包装成“弃暗投明”的典范，大肆宣传，使得大陆民众相信，离开大陆即可获得财富与地位。

然而，二人的真实境况与宣传大相径庭。虽然他们获得了经济补偿并进入台湾空军，但始终未得到完全的信任。邵希彦被安排进入台湾大学学习，高知学则更名为高佑宗，进行相关工作。对于台湾当局而言，他们既是宣传工具，也需加以防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邵希彦的出逃念头并非突然产生。之前，他因未能晋升中队长而感到不满，情绪积累后写下“立志东飞”，这一行为被发现后，虽然他坚称无意叛逃，但最终仍未能阻止调查。他的个人意图未被充分解读，使得他得以重新接触飞行。

这一事例显示，飞行员的心理变化并不容易被察觉，空军在飞行安全、人员审查和政治工作中必须综合考虑。空军政委吴法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作为长期负责空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，他深知忠诚和纪律的重要。

叛逃事件后，吴法宪要求彻查邵希彦、高知学的动机及调查过程。他在反思中表示，此事件给他带来了极大困扰，甚至导致健康恶化，住院期间仍关注调查进展，并要求如实汇报结果。调查显示，政治思想工作存在漏洞，相关的教育和管理仍显不足。中央并未对他进行处分，而是要求加强思想教育和飞行管理，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

尽管两名飞行员在台湾获得了黄金和表面的安逸生活，但他们的利用处境并未改变。这起叛逃事件被广泛宣传，却未能掩盖一个事实：飞行能跨越海峡，但个人选择所带来的政治后果，比单次飞行要复杂得多。